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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田勇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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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邮箱:gtyong@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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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中国式负债  

2007-04-08 01:53:2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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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五六年时光,高校从银行眼中的贷款“黄金客户”,变成了有可能“绑架”银行的“高风险行业”,当初高校、银行、地方政府的“三方谋利”就这样滚成了数千亿银行债务的烫手山芋

  大学里财源滚滚的好日子已经成为了过去。复旦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谢遐龄对记者说,现在复旦大学有几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在外面

筹款,但难度都很大,现在学校要筹集20万~30万元的款项都需要校长亲自出面协调,上百万就都算大资金了。而普通教师如果需要钱去做事情,基本都是自己想办法——出去办班是最常用的办法。

  而此前五六年,则是另一番光景。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介绍说,那时候,在商业银行眼里,大学是黄金客户,如若听说哪所大学要建新校区,通常是几家银行同时找上门,而大学通常也乐在其中:既然都来了,那就都贷吧,至少可以多盖些房子。

  现在不一样了。根据交通银行办公室下发的一份2006年风险提示,其已把教育行业列成贷款的“高风险行业”。文件说,各分行在具体核定贷款额度时,要评估其贷款需求与实际偿债能力是否匹配,各分行要严格限制新增授信,原有贷款也应考虑逐步压缩。

  银行从来都是嫌贫爱富的,高校与商业银行间的蜜月早已结束了。

  曾经一拍即合的游戏

  1999年,高校扩招伊始,有关方面提出,“要大扩招三年,使高校招生人数翻一番。”1999年高校在校生413万人,2001年达到719万人,招生规模则从1998年的108万人增加到2001年的260万人。

  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本刊记者介绍说,扩招之前我们的大学基础设施都很差。那时候的校园很小,一般都只有几百亩。文革前中山大学校园的整个容纳人数没有超过5千人,现在都达到6万多人了。李延保说,扩招后中山大学一个宿舍里要挤10个人,可谓密不透风,再往宿舍里增加人也不可能了,只有建校舍。“要建肯定要考虑得长远些,至少能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能没几年就面临淘汰。”李说。

  扩招让所有中国的高校都在这个时期迅猛增长,但教育经费的增长却只有2倍左右,就是说国家的投入没有同比例增长。李延保说,学校就只好用未来的钱做这些事情——向银行贷款。而这个做法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默认。有的省对高校贷款政府贴息,如广东省就是贴息贷款,复旦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谢遐龄说,现在复旦大学一年的费用需要20几个亿,但每年得到的财政资金只有2亿多,差得很远。

  李延保解释说,政府的投入不足,又没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对学校来说,如果每年能够付得出600万元的利息,就有1个亿的资金可支配,总归是件好事!

  可以说,高校的从银行举债扩张之路,最初是畅通无阻的。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分析说,当时的商业银行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判断,认为高等教育改革了,高校收费了,每年招生量这么大,收的学费包括各种费用那么多,现金流是不错的。在商业银行看来,高校毕竟是教育部或者地方政府所属的院校,这都是带有国有性质的单位,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讲风险不大。

  所以,接下来的几年,银行对高校的贷款规模的持续增加。从一家银行的内部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005年末,该银行全行共有高校贷款客户351户,贷款总额141.86亿元,而在教育行业存量贷款中,除北京和厦门分行外,该银行其余32家省直分行均对学校给予了贷款授信,其中贷款增量最大的是武汉、南昌和济南分行,分别增加3.86亿元、3.75亿元和2.2亿元,占教育增量的23%、22%和12.9%。因此,有专家指出,高校扩招贷款实际上是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谋利。

  郭田勇对记者说,那个时候,银行是不怕的,因为,90%的高等院校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办的,政府是其贷款的担保,而且重大项目贷款,是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备案或者审批的,还不起款,当然有政府来埋单,所以学校不怕,银行也不怕。

  当银行开始惜贷

  然而,好景不长,银行忽然发现,高校贷款并不如其想象的那样可以高枕无忧。郭田勇对记者说,扩招之前,银行认为考大学的人太多,将来高校都会有非常好的生源,而且会有个非常好的现金流。但近两年,银行看到的情况是,高校在彼此争夺生源,而且一些地方高校在生源上已出现了问题。

  因此,银行对高校实际还款能力的盘点也迅速清晰起来,从一家银行的资料来看,2000年至2004年间,国内普通高校教育经费增长较快,由913亿元增加到2130亿元,年均递增24%。从经费来源看,非财政性经费来源增长了1.93倍,年均增幅高达31%,国家财政预算内拨款增长了84%,年均增幅16.58%。而从这组数字来看,非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超过50%,非财政性经费增长远远高于财政性经费来源,而国家财政预算内拨款比例则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4年占比降至43.66%。对这组数字的分析,加上高校面临的生源问题,让银行调低了对高校投资的预期。

  而让商业银行担心的还有,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虽在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GDP的增长,2002、2003、2004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32%、3.28%和2.79%,迟迟达不到国家法定4%的目标。

  更糟糕的是,银行从另一组数字,确认高校收入缺乏成长空间。据悉,2003年度高校生均学杂费达4419元,学费占生均总经费比例为29.5%,已高于国家规定的25%的比例,而2003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993元,其中,城镇居民为8472元,农村2622元,与同期普通高校生均学费4419元相比,居民已很难承受更高的学费了。

  当银行开始惜贷的时候,原本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的高校立刻感觉到了压力,复旦大学谢遐龄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学校负责在外面筹款的人,压力很大,如若几周不见面,再见到他们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脸都是青的。如果是地方高校,这个问题就更为严峻。据透露,商业银行纷纷要求其各地分行,要关注“211”院校及中央部委院校等高端客户,而对地方院校的贷款要谨慎。

  债务的多米诺骨牌

  其实,高校负债问题在业内早不是秘密。

  早在2005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已透露,中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大约为1500亿元至2000亿元,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10亿元至20亿元。而且蓝皮书还警告说,一些高校已经出现连利息都交不起的情况。在今年的“两会”上,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曾说,目前中国高校负债总额实际是4500亿~5000亿元。

  而在2006年,国家审计署向社会公布的对中国农业银行2004年度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中,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农业银行部分信贷业务存在潜在风险,风险的源头之一就是高校贷款。

  国家对高校的投资有限,银行贷款开始刹车,高校资金的来源渠道只剩下收学费。有专家分析说,尽管国家明文规定,收取的学费中必须不少于25%用于返还学生,不少于20%用于弥补教学经费的不足,不少于1%的比例用于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只能将54%的剩余学费收入用于贷款的还本付息。但是,从一开始,高校还是把还贷款的希望寄托在了学费收入上。

  人大代表洪可柱分析说,我们现在的大学高收费政策只是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将负担转嫁给民众。

  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记者说,目前国家财政拨款,譬如科研经费等,都是专项经费,并非学校的发展经费。而从学费方面,现在大家都在喊不能再加了,但事实上,学费和办学成本是远远不相称的,学费远远抵不上办学成本。而在许多高校管理者看来,目前按培养成本25%比例征收学费确实不能缓解或者弥补学校的财务困境。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周鸿兴也表示,面对债务缠身,使居高不下的大学学费下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让银行警觉的是,如果学费征收仍不足以解决还贷问题,高校可能会选择继续“绑架”银行,即通过“续贷”的方式“以贷还贷”,这样的结果最终会使银行陷入高校贷款窟窿难以自拔。

        中国应使用社会资金办大学 目前仍门槛重重 

    在美国,大学校长主要的工作就是沟通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社会资金能够不断地投入到高校里来,很少听说高校从银行大量贷款的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党委书记李培林说,大学作为非营利机构,举债经营是“不正常的”,不符合主要靠政府财政和慈善捐款办学的国际惯例。     

  而中山大学原党委书记李延保对记者说,解决大学财务问题只有三条路:一是压缩高校规模,但这是不可能的;二是国家给足经费,现在看这也是个遥远的过程;第三就是想办法,从政策上让社会上有更多的资金进入学校。     

  西方国家的大学经营理念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介绍,在西方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财政拨款,很重要的一部分资金来源是社会捐助,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依靠校友给予帮助,美国的大学校长主要的工作就是沟通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社会资金能够不断地投入到高校里来,很少听说高校从银行大量贷款的情况。     

  中国科大商学院院长方兆本也介绍说,美国大学校长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找钱,在美国,有的大学主要靠政府给的那块地,运作那块地产的就可以活起来。然而谈起国内高校的校产运作,李延保笑道,我们国内的校产很薄弱,基本都是赔钱货,和国外高校的校产没法比。西方高校的校产不是学校自己去经营,而是私人捐赠的一些产业,譬如土地、房子,房子可以出租,土地可以经营,这样变成了学校的一种资产,而不是我们看到的校办企业。     

  李延保介绍说,在美国那些著名的私立大学,譬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它们都有很大的基金会来管理学校的社会捐助款项,这些资金的规模通常也都很庞大。所以,除了校产的经营,美国高校的基金会为其教育费用提供着充足的养分。据悉,国外金融市场比较成熟,所以他们的基金会通常有一批人专门运作,目的是让基金的保值增值,譬如投资股票等等。     

  据报道,2006年4月,中国证监会批准了耶鲁大学基金会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作为第一家获得中国大陆股市投资资格的国外大学基金会,其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投资额度。8月,证监会又批准了斯坦福大学基金会的这种资格。     

  所以,股票市场的投资是大学基金会取得回报的重要方式之一。如耶鲁大学基金在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在过去10年间高达12.7%,早在2005年,哈佛大学就曾持有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国外上市的股票。除关注股票市场投资外,其他领域如固定收益投资、房地产市场投资等也都是大学基金会投资的重点。由于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加之在各个领域的优良运作,很多大学基金总量十分庞大。据报道,到2005年末,哈佛大学基金总量已达到259亿美元,在全美大学基金中排名第一,其次为耶鲁大学,152亿美元。     

  李延保认为,国内高校增加资本运作的愿望很迫切,他希望当有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教育的时候,可以让学校有权力用专业人员对学校拥有的基金,进行资本运作,增加学校的财源。但问题是,即便现在允许高校资本运作,高校也未必敢。关键是目前社会捐赠的钱数量还不是太大,如果让学校有限的钱出现亏空,影响会很大,所以,目前高校得到的捐赠款基本还是放在银行里,没有人敢去做投资。     

  据了解,目前我国高校基金会数量很少,在国家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里,高校基金会只有5家,加上在地方民政局登记的基金会,也不过30家。据悉,民政部对登记基金会有严格的要求,2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金是一道门槛;地方民政局登记则要求200万元的注册资金。而且,在投资收益率方面,它们的成绩差强人意。     

  有业内人士建议,如果高校基金会有足够大的一笔金额,委托给一些稳定的机构来进行长期的合作投资,也未尝不可,或者就能够避免天津大学自己炒股亏3750万元的事件了。     

  社会资金进学校:门槛重重     

  中山大学基金会,是在民政部正式登记的5家高校基金会之一。据李延保透露,目前,中山大学基金会的资金规模已经不少。但是他表示,他觉得心里最不安的是,面对捐赠者,人家做了慈善性质的好事还要让他们去交税,这一点从心理上、国际惯例上都说不过去。李延保说,在国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捐助氛围,老人们的社会保障比较好,老有所养,所以他们也乐于财产不留给后代,而是捐给学校。这样既做好事又可以免税。企业这样做也可以抵税。     

  李延保认为,现在社会已经积淀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人们也开始有这样的愿望来支持教育事业,国家应该以政策导向来促进社会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哈佛大学的校长平均每天从社会得到的捐助100万美元,这还是比较保守地计算,我们现在离这个距离太远太远了。”李说。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在国外,个人捐助了公益事业,个人所得税就不用交了,中国却没有这一说法。另外,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财富评价体系,很多有钱人都不露富。而西方则相对透明化,有多少钱社会基本能够了解,而且钱越多越光荣。郭田勇举例说,当年广东步步高的老总段永平宁肯把钱捐到美国也不在国内捐,引起舆论对他的批评,但这并非崇洋媚外之举,原因在于制度问题。     

  郭田勇认为,从企业对高校捐助规模来看,目前国内的社会捐助能力还是有基础的,只不过都朝着很有名气的学校去了,像北大、清华得到很多的捐助,不知名的学校就会很薄弱。要把社会上相关配套的系统做好,让大家乐意捐,捐了之后能得到社会比较好的评价,这样学校才可能得到越来越多地捐助,才可能会对银行贷款起到比较好的替代作用。     

  钱怎么管也是大问题     

  与债务问题同时凸现的是教育资金如何有效使用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大商学院院长方兆本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关键问题还不是钱多钱少问题,而是管理机制,机制不到位,就像公共楼道没人管一样,公家的钱花起来不心疼,不能花到点子上。方兆本认为,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用民营化的手段来解决公用财产的有效利用问题。     

  另据介绍,国家财政拨款、学生学费以及科研费用是目前高校经费的三个主要来源。但是,目前这三方面经费的监管都是缺失的。比如科研经费,以国家拨款的形式为主,对一些学校来说,获得国家的科研经费并不太难,使用时也没有合同来规定这笔钱的用途和实效,所以“花了就花了”。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指出,目前少数高校的财务管理有失控现象。他警告说,如果高校对财务的管理跟不上,就很容易把高等教育在这两年来的增长度抵消。     

  近年来媒体上屡屡有高校冗员充斥、吃喝成本高昂、设备的闲置浪费等“隐性消耗”的报道。新华社曾报道说,上海某重点高校花了约400万元购置了一台高精尖设备,然而,就在设备搬回学校时,发现存放新设备处,竟有一同等型号、档次略低的设备在一旁尚未来得及开封。     

  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表示,宏观上,国家应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但目前学校会计只是“记账员”,高校应尽快引入总会计师制度,保障收费透明,让高校的钱花得更明白,让百姓看得更清楚。     

  如果国家拨的钱都花得如此糊涂,又怎能对社会企业捐助的钱进行有效率的管理?这样,又有多少慈善家愿意把钱捐进高校里来呢?

    ------源于《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郇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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