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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田勇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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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邮箱:gtyong@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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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防范之道  

2010-08-08 22:44: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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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投放迅猛增长,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也成为活跃、最引人注目的融资主体,而其信贷行为所包含的政府显性或隐性担保也使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成为备受争议的焦点。近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发改委、央行、银监会近日拟联合发文,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清理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文件。地方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究竟是一种乱象还是一种创新?应如何防范其风险?各界意见不一。

《21世纪》;据了解,一些城市的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过度举债已接近极限,债务率已高达150%以上,个别县市债务率已经超过400%。而且其中大多为长期债务,风险尚未完全显现。您如何评价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状况?未来是否会酝酿为更大的危机?

郭田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主要在地市级以下,银监会统计全国总共有8000多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共从银行贷款7.6万亿左右。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发行平台债和银行理财产品等,这部分的量也非常大。所以,总融资量要比7.6万亿大得多。最近几个月,监管机构一直在对融资平台的风险进行排查,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解包还原”。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一般成立一个公司,下面投几个项目,以公司的名义把钱从银行里面贷出来,然后在项目之间进行分配。这就造成财务状况不透明,存在潜在风险,现在监管机构要弄清楚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评估子项目的风险,这就是解包还原。现在根据监管部门的数据,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非常高的大概占总额的23%,风险度比较高,未来可能形成银行的不良贷款。

 

《21世纪》:此次清理地方融资平台,旨在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那么对于历史贷款,应如何解决其可能出现的风险?对于已上马项目,融资平台清理之后的后续资金来源应如何解决?

郭田勇: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定要新老划断。现在对于以前形成的问题,不能让银行来承担这个风险,这是不合理的。风险较高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不能等同于商业银行的正常贷款,这些项目本身商业化程度非常低,抵押物多为土地、办公楼和财政收入等,暂时不能变现。对于这部分的贷款,未来可以把把它暂时放到“次级、可疑、损失”这三类不良贷款里,银行不良贷款率会上升,银行业相应的就要提高拨备。也可以参照农行、工行改革中共管帐户的做法,由银行与地方政府共同建立“共管帐户”,将该部分问题贷款放入帐户之中,留待长期消化。这部分老贷款,虽然抵押物不能变现,但是地方政府还是要承担一部分还款责任。这部分贷款想在两三年内清理掉非常难。所以,要以时间换空间,把时间拉长,只要中国经济未来能保持比较快速的增长,地方政府用财政担保以后,随着经济增长会产生综合性的收入,地方政府的税源会变得越来越大,未来地方财政总收入还是升高的,这个问题就会逐步化解。

在清理的过程中不能“一刀切”的停贷。对于那些有商业前景的项目,可以有选择的继续开闸。当然,这些项目也不一定完全靠银行贷款,可以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也可以进行资产证券化,让后续资金跟上。但对于商业化程度低的,特别是公益性项目,银行肯定是不能再贷款的,可考虑根据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采取发债的办法,借鉴国外发市政债的经验来进行解决。

 

21世纪》:与融资平台风险相比,地方更担心的是长期严厉的地产调控或会导致地方未来土地出让收入降低,进而降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调度能力和还款能力。在房市调控初现成效之际,中央再次发出了加强地方融资平台管理的通知,您如何看待通知出台的时机?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对房地产调控和土地市场将产生什么影响?

    郭田勇:从理论上讲,房地产调控的确有可能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偿还能力下降。这次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调控着眼点,是对之前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和调整。长期以来,政府的职能边界并不清楚,在经济遇冷的情况下,政府做了大量原本应由市场来做的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分为商业性和公益性两种,地方政府只应该做公益性的,因为这部分投资没有商业回报,民间资本不会来投,需要政府来做。而有些商业性的项目完全可以招商,由民间资本来做。地方政府在投资活动的过度参与,导致负债量大幅度上升。我们不能为了保证地方政府收入,而不去调控房地产,也不能因为地方政府收入可能会减少,而不去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这些调控,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更为健康、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政府的职能归位,不再“越位”。

 

《21世纪》: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之所以通过大量设立融资平台进行融资,主要是在由于中国分税制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的分配出现了事实上的事权的重心下移而财权的重心上移,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等。若要打破这一循环,改革应从何处着手?

    郭田勇:地方政府力所能及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环境,还是应该鼓励的。关键要有一个度,所谓“过犹不及”,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是GDP的几倍,这样就过了。地方官员的业绩思想是非常严重的,政府班子往往是干一届就走,有些就会寅吃卯粮,通过举债把GDP刺激上去,干出了业绩,把包袱扔给下一届政府。所以,未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中应该增加一些指标。比如负债率,给出负债率的合理区间,让地方政府把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考察在建项目中商业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的比例,减少地方政府对商业项目的参与,提高公益项目的比例。

地方政府经常抱怨要干的事多,但是收入太少,认为分税制不合理。但到底地方政府干了多少事?需要花多少钱?中央政府要干多少事?要花多少钱?现在还没有一个定量的分析。未来要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弄清楚地方政府到底做了什么事,哪些事有必要做,哪些没有必要。这个问题明确之后,让地方政府在职能和权责之内行事,以此来评估行使职能所需的财力,再考虑是否对税收制度进行一些调整。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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